大家好，我是陈拙。
最近我才知道，人需要一直“充电”，不然就可能会死。
一个医学研究报告说，人体中有生物电流，如果电量失衡，就可能会生病。
年龄越小电量越多，15岁前约有6伏的电力，相当于能点亮两个电灯泡。40岁左右就只有4伏左右，到六七十岁，就只剩下2伏左右。
人体没有电，生命也就结束了。
神经外科医生杨正经跟我说，他就遇到过一个人，几乎整个北京的重症医学科专家，都看过这个病人。
那个病人就像一个掉电特快的“电池”，想要维持生命，就必须每天不断往身体里“充电”
老李总是随机在病床上醒来。几点，多久，都不受控制。每次醒来，看见的也不一样。
幸运的时候，他在晚上昏睡七八个小时，白天醒来两三个小时，女儿们在一旁陪他聊天，或者外孙女和他视频。
不幸的话，他在白天昏睡十多个小时，晚上醒来一两个小时，病房里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他只能盯着天花板发呆。
还有很多时候，他随机醒来十几分钟，又昏睡过去几个小时，再随机醒来，旁边病床上的人已经换了一个。
他的所有生命体征都正常，就是血压不好，像个“电池人”：注射升压药，意识就清醒，能和人正常交流，四肢也可以活动。
一旦药物用完，你会眼睁睁看着他“停电”，渐渐四肢不再动弹，眼神失去光泽，口唇逐渐变青紫，皮肤颜色变得暗淡，甚至心脏停止跳动，最终走向死亡。
直到护士把药物重新续上，他才能继续存活。
这样的日子，老李已经持续两个月了。他体内的“电池”正在迅速老化，醒来的时间越来越少。
“大夫，大夫，我爸爸怎么样啊？”
那女人站在ICU门口，一边哭一边问我。
ICU里面躺着我刚接诊的患者，正是这个女人的父亲——60多岁的老李，留着短发，个子不高，穿一身黑色中山装。此时他烦躁不安，左耳朵流血不止。
因为躺着的缘故，他的血流到耳朵和后脑勺那个位置，本就半数全白的头发，已经被染成了红色。
我拿了一张干净的垫子铺在老李的头下面，血如果从他的耳朵里流出，护士就用棉签擦干净，然后消毒。不一会儿，垫子就被染得通红。
我把嘴凑到患者的右侧耳朵旁边，很近很近的位置，大声问他的名字。
“李，宝，亮”，很细弱的声音很缓慢地说。
别的问题，接连问了几次，都没什么用。
我给他做了检查，发现除了血压偏低，其他情况都还算稳定。
但看完老李的CT结果，我不禁心头一惊——老李的后脑勺有地方骨折了，并且一侧大脑半球表面有一层厚厚的出血，前额部分的脑组织也有挫伤，因而他后脑局部的软组织肿胀得很厉害。
此时，老李的女儿正一边哭一边向我说老李发病时的情况。
她说，父亲这两天就不舒服，今天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摔倒了，过了几分钟才醒过来，结果左耳朵流了血，她赶紧打送过来了。
她一边说一边流泪，老李喜欢抽烟喝酒，身体不怎么好，有长达40年的高血压，糖尿病也患病10年了，冠心病8年，去年心脏刚放了3个支架，腰椎也做过手术……
我感到情况不简单，随即扯了张病危签字单。
那个女人哭得凶了起来，拽着我问：“我爸就是摔了一下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”
很多人会认为，人摔一跤好像问题不大，但其实人的脑袋并不轻，大约15斤，15斤重的东西砸到水泥地上，而且大脑本身就柔软得像豆腐，就算颅骨再怎么坚硬，情况也不会太乐观。
此刻，老李左侧后脑勺有一个很大的包，头上虽然有血，但却摸不到伤口。我用纱布把血仔细都擦干净以后，里面立马又有血渗了出来。
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：如果血是从耳朵里渗出来的，就证明老李有颅底骨折的情况。
人只有在头部遭受了很大冲击时，才可能导致颅底骨折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从耳朵里渗血，也就是所谓的脑脊液耳漏。
这种出血很麻烦，不能堵，只能让它自己慢慢止血。
因为，如果用棉花把耳朵眼塞住，被污染的血水会逆流回去，把细菌逆到了颅内，就要造成致命性的颅内感染，最终病人难逃一死。
听懂了我说的话，老李女儿更是慌神了，一个劲儿问我该怎么办。
我告诉她，老李的病情后续可能还会加重，现在能够救老李的办法，只有开颅来缓解后续的脑水肿。这就像人的嘴巴被蜜蜂蛰了以后，过几天会肿得像香肠，老李的脑子受伤了，将来也会肿。
我让老李的闺女赶医院。
老李只有两个女儿，医院的，是大女儿，匆匆赶来的小女儿怀着孕。
她们商量了十分钟，再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斩钉截铁地要求手术治疗。后来，小女儿还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给老李用最好的药和最好的技术。
因为出血太多，我们要切开老李右侧的脑袋，给他减压。减压手术一旦做，就要做彻底。所以，老李的手术切口很长，类似于一个“？”的形状。
艰难地在老李的头上钻了4个孔以后，我们用铣刀把骨头取了下来。剪开老李脑子表面的最后一层膜后，他脑子里的淤血“呲”了出来。
原本淡黄色的脑组织已经发紫，找了半天，我们才感受到老李微弱的脑搏动。由于长期吃阿司匹林，老李脑子里的血块比较硬，像熟的猪血一样，难清理，费了些功夫才弄干净。
最终，我们把巴掌大的一块骨头从老李的脑袋上去掉了，为的是防止术后老李的脑组织肿起来顶到骨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到时候可能会面临再次手术。
当我把老李头上的巴掌大的骨头交给家属的时候，两个女儿都哭了，大女儿甚至连看都不敢看一下。
手术的减压效果不错，术后第2天，老李开始有睁眼的反应。
但大部分时间，老李都在胡言乱语，就像喝酒喝多了似的，不停说一些我们听不清的话：“把我放开！院子里的草还没除呢！”“干嘛抓着我！放开！我得去除草！”
因为额叶损伤，会产生精神症状，老李能滔滔不绝地说四五个小时的话，嘴唇因此干裂起皮，一直自言自语到没有口水，唾液也变成了白色的痰泡。
幸运的是，老李不像一些病人，会不停地说污言秽语，他只是一直要除草，或者叫“月芳”这个名字。
我把这事儿给老李的女儿们说了，她们听了以后哭着告诉我，月芳是她们几年前去世的母亲。
老李向来是个不善言辞的人，妻子没生病以前，在家中的小院里种了许多花花草草，老李负责打理杂草。
妻子走后，老李虽然嘴上不说什么，但把小花园打理得格外精细，时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发呆。
没想到对妻子的思念，已经深入了老李的潜意识中，以至于他半昏迷的时候，都还想着要把花园的杂草除干净。
我给他做了检查，评分不错，很明显的是他眼睛里有光了。
再次复查CT的时候，虽然他插着管子不能说话，但是看到两个女儿时，他欣喜若狂，连血压都一下子升高不少。
我看他眼角里流出来了泪水，左右手各攥着一个女儿的手，非常用劲儿。
两个女儿看见父亲醒来后认得自己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等把老李送回病房，她们才不再遮掩，哭着跟我连声道谢。
老李最初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常常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开。老李的手劲儿是真大啊，我的手被他抓得生疼。
这是老李求生的表现。大多数病人在重病后终于清醒的情况下，都会死死抓住出现在自己身边，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。
我跟老李说了很多话，把他如何受伤和治疗的情况简单的介绍后，鼓励他说：“老李，你很棒！咱们好好治疗，一定要配合我们医生啊。”
他带着嘴里的管子，使劲儿点头，还伸出大拇指给我比赞。
两个闺女还把他的收音机送到了监护室里，放在他的耳边，简单地给他放些爱听的戏曲。
但几天后，老李情况开始恶化，开始发烧，全身都出现毛病。
在用上抗炎药物后，老李的体温慢慢稳定，他的精神不是很好，清醒的时间不多，不清醒的时候多是说胡话。
尽管有了意识，但老李非常虚弱，连咳嗽都很费力，需要护士每小时给他吸一次痰。
抗生素已经升级，但老李依然持续低烧，精神不好。有时见他清醒，我就会给他打气加油，他偶尔也能虚弱地说几句话：“谢谢，杨——医生，我一定，配合，治疗。”
他每次都把那个“杨”字拉得很长。
老李的眼睛很大，睁大的时候炯炯有神，但是反应稍微迟钝些。每次醒过来的时候，眼睛很有精神地看着我们忙里忙外，偶尔也会客气地说笑。
有一天，老李出现了胸闷的情况，并且血压莫名其妙地低了起来。老李的大女儿因此专门去寺庙里给他求了个平安符，嘱咐我帮忙放在老李的枕头底下。
术后半个月，有一天大约凌晨1点，老李突然捂住自己的胸口，想要坐起来但没力气，他看向四周，不停地寻找他认识的人，非常惊恐。
护士见状，赶紧拿来画板，老李颤抖着在画板上写着“心不舒服”，那个“脏”字实在写不出来了。很快，老李的心率飙到了左右，发生了快速房颤，意识逐渐模糊。
此时，老李的血压非常低，我们给老李戴上了呼吸机，第一次给老李用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，以提升血压。并且用了微量泵，精准控制药物的输入。
等老李再次清醒过来时，他的手已经被约束了。他四处张望着，非常不安。我赶紧冲了过去，握了握他的手，他紧紧地攥着我，不敢放开。
他盯着我看，仿佛在说，他不甘心这样，他还要活下去。但很明显，他的手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有力度了。他流着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害怕。
我帮他擦掉泪水，缓缓对他说：“现在血压有点低，我们用点药，帮你把血压升上来就好了。”
当我说这句话时，我完全没有想过，老李会自此变成了一个“电池人”。
从那天起，每次给上升压药以后，老李似乎还是那个从前的老李，他可以配合我伸出手指，也可以紧紧攥住我的手。
但他不能再说话，两只手也被适当约束起来，身上多了很多输液的管道。一个坚强、活泼的老头，彻底失去了自由。
邪乎的是，老李的血压始终不稳定，只要停了药，血压就会降到/70以下。
升压药就像是他的续命电池，给了药也就充了电，药物一旦用完，他就像电脑慢慢断电关机，慢慢失去意识，陷入昏迷。
刚开始，老李1天用10支去甲肾上腺素是基本够的，可是后来因为逐渐耐药，他每天要用到20支。
最令人不解的，是老李除了血压不行，呼吸薄弱，持续低热之外，其他的指标都不错。维持了半个月后，去甲肾上腺素已经不足以给老李这个电池人提供充足的电量了。
那天，我们把药物用量加到了最高，老李还是沉沉地昏迷着，并且血压持续走低。
我眼看着一个人在我面前从面色红润渐渐变得口唇发紫，只好给他用上了维持血压的最后武器——盐酸多巴胺。
一支药2ml:20mg的规格，每次25支，配成配成50ml的液体，通过静脉持续泵到人身体里面，血压得以维持，老李得以神志清醒。
不一样的是，人有昼夜节律，但老李没有。
大部分时间，他都处于昏睡状态，上午有一两个小时能够很清醒，下午有一两个小时可以保持清醒，晚上也有一两个小时清醒，只是何时清醒，醒多久时间不定。
一开始，护士见他醒了，会问他：“老李，你醒了？”他听到后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或者跟护士们打着手势交流。
大部分清醒的时间，老李都躺在那里无所事事。觉得无聊了，就听听床头的收音机，女儿们来探望的时候，会拿着手机进来，给他看孙女的视频，为他鼓劲儿。
有时，他自己一个人会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事情，或者让护工给他刮刮胡子，剪剪指甲，他自己就看着天花板发呆。
每天查房，老李都会像以前一样，冲我使劲儿点头，攥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会走开一样。他对我非常依赖，似乎一天看不到我就会很慌张。
而我每天在查阅完内科课本后，都会跟上级大夫以及心内科的大夫会诊，由此来决定当天的治疗方案。
“杨大夫，怎么会这样啊，怎么都半个月了，他越来越不好了呢？”
自从老李的病情急转直下，他的两个女儿每天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。我眼见着她们脆弱的神经快经不起折腾，却找不到老李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。
老李术后一个月，每天一共只能时不时清醒三四个小时。
而他的药量，已经从起初每小时5ml，每天用60支盐酸多巴胺，增加到了每小时用15ml，每天用支。
本来就不胖的老李，至少瘦了20斤，看着他瘦骨嶙峋的样子，和他已经长出来的白头发，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
一日三餐全靠鼻子的胃管打进去营养液，24小时的呼吸靠机器输送，24小时的血压靠药物维持。我再次提交了全院讨论，心内科说不清楚为什么原因，只是考虑心源性休克。
我们给老李做了气管切开，那根长长的塑料管子从老李嘴里拔出来了。
那一次，老李醒了好几个小时，状态不错，终于可以用舌头舔舔自己干瘪的嘴唇了。他不再握着我的手了，只是扭过头来，比着口型对我说着“谢谢”两个字。
良久，他望着天花板，没有再说话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科室数次讨论老李的病情，但这似乎超出了神经外科的研究范围，然而心外科也解释不了。那时，距离老李第一次手术，已经过去了40多天，药物用量越来越大。
每小时20ml的用量，每天多支药，护士常常掰安瓶掰到手痛，但老李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，每天一共能醒来的时间已经远远不足4小时。
在他为数不多的清醒的时间里，收音机里的戏曲也不好好听了，眼神开始变得涣散，有好几次，他拿着笔写字：“大夫，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”
老李越来越焦虑，越来越害怕。
医院探视询问病情，她们已经不再哭泣，而是很有重点地问：“今天的血压怎么样？今天的体温怎样？”当听到我一如既往的回答的时候，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。
女儿们每次探望，都是掉眼泪，握着老李的手不停鼓励。但是老李反应平平，偶尔把头别过去，看着窗外。
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焦躁不安和绝望，因为甚至很多大夫都开始放弃老李了。但我还是想再尝试一下。
我把老李的病情在一张纸上详细记录了下来，想分析一下发热的曲线、病情变化的时间节点、血压的变化曲线，看看能否找出来一些蛛丝马迹。
我跟老李的两个女儿说，我已经没什么办法了，但可以去求助别的专家。我给了她们一张重症医院名单，让她们拿着我写的资料和老李的病历去咨询。
两个女儿如获至宝似的拿着名单，不住地点头称谢。虽然语气疲惫，但她们不放弃的劲头丝毫没有减弱。
一个星期后，她们拿着片子回来了。医院的专家们也说没什么好办法，并且告诉两个女儿，我们已经给老李治疗得很好了。
该死！怎么是这种意见？这让我怎么办呢？
监护室里的其他病人，没有一个像他这样不稳定的。人人清醒的时候都有迹可循，至少人人都有昼夜节律，只有老李毫无规律。
有时候护士巡视时，恰好会看见睡了一天的老李在半夜醒来。护士问他，需要什么帮助吗，但老李没有回应。
四周的病人都在睡觉，也没有家属和护工，好几个小时，他就是呆呆看着窗外。
白天，他女儿再来看他，他又陷入昏迷，或者短暂醒几分钟。
有时候，女儿听说他清醒了，就进去探望，但老李精力跟不上，又眼睁睁看着他萎靡，昏睡过去。
病房里，老李左右手边床位的病人一直在更换。有一次，他醒来看到自己旁边的病人准备转到普通病房，眼里流露出满满的羡慕。
当时，他虚弱地在画板上写道：杨医生，我什么时候能转到普通病房啊？
我看到那句话，听见他气管插管里急促的呼吸声，心如刀绞。
那是他入院的第29天。
自从给老李用上泵表，按时注射升压药后，他每次醒来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看表上的数字。
有的时候看到药量用多了，他就黯然神伤地把脸扭到另一边；看到剂量变少了，就会特别兴奋地抓住我的手，表示自己会坚持扛下去。
就是那一刻，我觉得老李近在眼前，却又离我那么远，触不可及。
他孤零零的一个人，面对似乎永远都出不去的ICU，永远都摆脱不掉的升压药泵，每次昏睡后再醒来不确定的变数，以及能不能醒来的恐惧。
虽然有女儿来看他，但越来越多时候，他却看不到女儿。
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？到了最后，我已经知道了他几乎没什么治愈的希望了，但面对他的孤独，我想要做些什么。
或许，老李不仅仅是想要让我救他，也想要让我陪陪他，陪他克服恐惧。
所以，我每天频繁进出监护室，看望他或者叫醒他、鼓励他。
有时候握一握他的手，或者给他擦拭一下干涩的嘴唇。我想着，这样大概能让老李在昏睡醒来时，不会感到那么害怕吧。
术后第50天，老李每天清醒的时间已经不足2个小时，几乎没办法和我有什么交流了。
他每天要用掉将近支多巴胺，但病情仍旧没有好转。
我预感到了，老李似乎也知道了什么。他偶尔清醒的时候十分虚弱，没办法在画板上写字，眼神也很空，我使劲儿喊他，叫他，和他说话，他也不怎么理我。
一天下午，老李两个女儿一同前来，跟我说，想进监护病房跟父亲说说话。
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什么。我让她们穿好无菌服，戴好口罩帽子进去。两人一左一右蹲在老李的床旁，我拿了凳子给她们坐。
趁着老李神志还算清楚，父女三人说了很久的话。这次老李的反应非常激烈，血压一下子从飙到了，他的两只手一左一右各攥着两个女儿的手，手背上青筋暴起。
大女儿率先喊了出来，泣不成声：“爸爸，我们对不起您啊，我们真的尽力啦，没有办法了啊……”
老李从眼角挤出两行眼泪，使劲儿捏着她们的手，拼命地想去摇头，弄的呼吸机都开始报警了。
随之而来的是二女儿悲痛欲绝的哭声。那哭声太响，已经影响到了别的患者，我只好把她们请了出去。
那天，老李难得清醒了两个半小时。
出去后，二女儿说到，刚才她们和父亲做了告别了，他想让她们放弃，但是她们还是不想放弃，但是真的没办法了，“升压药可用的极限是多少呢？”
我说：“每小时25毫升，这个量的药2个小时就会用完，但已经是极量了，不能再加了。”
“那好，我们就用到了这个量吧。看看到底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吧。”两个女儿说。
从那以后，老李每天需要用掉支盐酸多巴胺，但清醒的时间却仍然一天不如一天。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老李用掉了0支多巴胺，仍然命悬一线。
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崩溃，看不到治疗的希望。我心里面难过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老李的两个女儿，经过50多天的共同战斗，我和老李似乎也快成为亲人了。
老李被消耗得油尽灯枯，不再是那个充满信心的坚强老头。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了，仿佛就剩下一具空壳，风一吹就碎了。
几天后，女儿们安排了家里的亲属过来探望老李，但他已经没什么明显的反应了，一天也只能随机清醒仅仅几十分钟。
他两眼放空地看向窗外，看起来内心很平静的样子，但我知道，那其实是深深的绝望和痛苦。
有一次，趁老李清醒的时候，我握住他的手说：“对不起，老李，真的对不起，我没能把您救过来，对不起。”
老李的手很凉，已经没什么力气来握住我的手了，他似乎冲我摇了摇头，眼神里没什么涌动，但又似乎没有摇过。那时他已经不再惊恐，只是双目失神地看着天花板。
最后的时刻，已经没什么抢救的办法了。在我和老李做过告别后，他的求生欲很快就垮塌了。两种升压药都用到了最高剂量，但老李却全然昏迷。
因为正常人是依靠这两种药物维持生命的，而老李从一开始就依靠着这些药物维持血压。
在两个女儿的同意下，我们关停了老李的供药泵。不足半小时，他的心率高达-，形成心脏室颤。
唯一能解救老李的最后办法就是电击除颤。但两个女儿不想让父亲的胸口被除颤仪电糊，于是放弃了电击除颤。
不一会儿，老李的血压就测不到了，凌乱的心电图曲线变成了直线，报警器嗡嗡作响。
我为老李拉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心电图，看了看表，写上了时间：凌晨1点40分。
老李的生命定格在了62岁，他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，而我的心里也一下子空了，一切变得苍白无力。
走出监护室，我交待完老李的死亡事实，轻拍了拍他的两个女儿，头也不敢回地离开。随之传来的，是家属们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一直以来，老李都是监护室里为数不多可以每天清醒的病人。到现在我还记得，他住在23床，一直住了59天。
在他去世前几天，我问他，会不会因为我们没有把他救回来而怪我们。他平静地望着天花板，轻微地摇了摇头。
他眼神空洞，但我仍然觉得，他是个孤单的斗士，不停和病魔搏斗。
如今，我还会遇见很多“老李”——那些住院时格外孤独的人。在北京这个城市，医院没人陪伴的可不少。
他们大多从外乡来这里工作，生病了没有亲人照顾，或者不愿意和亲人说，报喜不报忧，选择独自承受一切。
喊人换药、吃饭、上厕所这些琐事，对一个病人来讲都是麻烦，他们每天都要自己面对。
偶尔有朋友来探望，也只是短暂停留一小会儿，也就走了。
还有一些病人，甚至没有名字，没有身份，连来探望的人都没有，一直孤零零住到出院。
他们需要独自面对未知，独自战胜恐惧，独自接受好或坏的结果。
但他们又比老李幸运，总是有规律可循，让我可以抽出时间，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睡眠，也尽可能地多陪陪他们。
陪他们的时候，我还会想起老李。在他电量最低的时候，偶尔醒来，身边只有我陪着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对世界的留恋。
虽然我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大夫，但是我想，我可以一直做陪伴病人的那个人。
这样，医院时，就不会再害怕，就会想到，虽然这事儿不太好，但至少还有个人能陪着我一起面对。
医院是一个生死场，常常面临告别，也常常面临无法告别。
杨正经一直记得老李两个女儿的哭声，因为老李的特殊情况，这场告别似乎可以被无限延后，除非她们自己终止——而这个决定又恰恰最难做出。
我曾经在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网友在父亲去世后，打开了家里一款赛车游戏。
他突然发现，游戏记录了上一次最高分玩家的形象，它会和你同时出发，一起奔向终点——那是父亲留下的游戏记录。
他一次次玩着这个游戏，不愿意超过父亲的记录，不愿意说出告别。
但最后，他无论多不舍，还是会关掉游戏，回到现实。就像老李的女儿，再不舍，也要去告别。
杨医生说，面对生死时人是最孤独的——在我看来他还漏了后半句——也是最勇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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